“國進民退”是否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新方針？不是。是否是黨中央、國務院對民營經濟態(tài)度又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也不至于。當下社會上這類問題一經提出,黨政部門同志的回答都是堅決的“兩個毫不動搖”。

　　但在我們真實、具體的經濟生活中,“國進民退”的案例傾向、趨勢,都是十分明顯的。這種現象的背后,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這里說的國有企業(yè),主要是指國有壟斷企業(yè)。比如國有企業(yè)不計成本,不算細賬,屢屢在拍賣場中奪得“地王”;虧損的國企甚至可以強行兼并盈利的民企;不以市場方法而用行政指令手段收購整合資源。這些都屬“國進民退”典型、生動的表現。

　　為何會發(fā)生這種“國進民退”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象？在意識形態(tài)上,有些人一直認為國有企業(yè)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共和國的長子,這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吻合嗎？說到經濟體制的問題,我國的銀行體制,基本上是根據國有企業(yè)的情況設計的�，F在非常需要根據民營企業(yè),中小企業(yè)量體裁衣設計金融服務系統(tǒng)。沒有這樣的金融改革,我國的四萬億財政支出,今年可能達到的十萬億信貸資金的使用,仍然可能引起社會的疑慮和不安,政府、銀行雖然做了很大努力,但民營企業(yè)仍然叫苦不迭。

　　說到司法公正,現在很多經濟問題,發(fā)生在民企身上就是犯罪,發(fā)生在國企身上就可以一筆帶過。小煤礦發(fā)生死人事故,是礦主賺取帶血的利潤,國企煤礦發(fā)生的礦難又該如何解釋？這里絲毫沒有為礦難業(yè)主辯護的意思。我認為只有同樣嚴肅執(zhí)法,將此納入綜合治理的軌道,礦難才可能逐日減少,安全秩序才望日漸好轉。

　　1991年黨中央批準的關于做好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中發(fā)15號文件,明確指明,不要把私營企業(yè)和過去的民族資本家等同類比,更不會當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又進行第二次公私合營,實現又一次國有化。這一文件極大鼓舞了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全國工商聯做好民營企業(yè)家工作的積極性。他們和許多黨政部門都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同時支持非公有制人士的健康成長。正視、熱情、負責地對待我國已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新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除去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貪官和奸商應依法制裁之外,就是合法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企業(yè)家,我黨也有教育引導的責任,期望他們成為真正利己、利人、利它的經濟人才,成為深刻認識商情、商理、商道的經濟奇才,這種寶貴的社會資源絕不能輕易丟棄!民營企業(y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要求只是希望獲得國民待遇,如此而已。我之所以對此問題相當敏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5號文件對民企今后是否還要重走五十年代那條公私合營、國有化的道路,當時是頗有爭論的,生怕再走回頭路。

　　持“國進民退”的人。他們的一個現實理由是,美國發(fā)生了金融危機,中國則沒有,為何中國沒有,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有政府的計劃掌控,而國有企業(yè)就是社會主義、政府掌控的最好工具。豈不知,美國的金融危機,來自次貸危機,次貸危機來自政府和立法的主觀意識,向不具備超前消費居民超量發(fā)放的低利率房貸而引發(fā)的。借機,那些投機獲利、制造大量金融衍生品工具的金融工程師們從另一方面又起了極壞的作用,是美國政府、法律和金融投機家從兩個方面打破了美國金融市場的平衡。我認為,它的深刻意義是美國想用純資本主義的方式、工具縮小貧富差距,解決社會問題是無法做到的。

　　國進民退完全不利于經濟方式的根本轉變。我國的對策應反其道而行之,政府要建立、培育、規(guī)范、管理市場,讓一切市場主體各得其所,各遂其志,公平合法競爭,鼓勵創(chuàng)新,即國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民營企業(yè)逐步進入壟斷行業(yè);股份制企業(yè)加速發(fā)展。并在此基礎上設計適合于國情、民情,又和世情相通的金融模式。

　　資本主義早期的英國,針對海外貿易設計了保險品類的金融業(yè),19世紀的美國,針對鐵路等新興行業(yè)設計了股票風險投資品類的金融業(yè),都是巨大的創(chuàng)新。在我國經濟好轉,企穩(wěn)回升,但仍需繼續(xù)努力的今天,我國金融業(yè)是否應有更多更有力的思考和措施,應引起注意。

　　通脹預期,昨晚溫總理也提到了,雖然只有一句話,我想提一建議。鑒于通脹預期的出現,能源、汽油、水、電、氣、暖已陸續(xù)提價,稅收征取的力度又將大大提高。為避免出現經濟發(fā)展的W形,我國能否從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出發(fā),更為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國現行國債的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一但出現經濟危機,通貨危機,最終都把危機轉嫁到廣大居民身上,我認為明年我國政府應把通脹預期的風險擔在自己身上,在審慎考慮國債規(guī)模前提下盡量多發(fā)一些國債,并改進國債使用方法。理由如下:

　　一、1981年,我國打破了“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僵化思想,使我國多了一種經濟啟動的杠桿,總的作用是好的,但仍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前進,不斷科學化。

　　二、國債應優(yōu)先向廣大消費者、企業(yè)、商業(yè)銀行放開,而不是單向各大銀行發(fā)放,國有壟斷企業(yè)向國家上繳5%的壟斷利潤太少,似有義務率先購買國債,以便回籠貨幣,投向中小銀行,預防通貨膨脹。

　　三、人們基本生活必需品提價首先必須核定成本,國家收入不能只在消費者身上打主意。國家財政需要增加收入,完全可以用發(fā)債的方式解決,此辦法不印票子又不影響通脹預期。完全可以做到國家和個人兩利,有利于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

　　四、合理的國債額度發(fā)行,既不同于盲目提價影響居民內需,又使居民多了一條理財投資渠道,同時放寬公司債發(fā)行。

　　五、國債、銀行資金和股票等證?互補,加大交易,可使我國的金融市場更加成熟、繁榮,便于金融對小型企業(yè)、綠色經濟新興行業(yè)的支持。

　　六、在熱錢大量涌入香港大陸之際,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我國何不逆向而行,首先發(fā)展香港人民幣業(yè)務、人民幣債券,并逐次向海外推廣,為本幣和外匯尋求更為廣闊的天地。

　　七、政府負債,便于恢復提高政府的效能、廉政、親民的本能,公開、透明地使用國債,少干不干形象工程,重復建設,揭開其預算外收入的漏洞,對一些干部的警示也是有幫助的。

　　國債發(fā)行多少,國際上有一系列考核指標,在發(fā)行國債問題上,我國在國民經濟的應付能力上空間很大,但在財政的應付能力上又很窄。國債問題充分反映了我國經濟的粗放和不可持續(xù)性。

　　今后幾年如要在國債問題上做些文章,今天就應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同步考慮,以利防范通脹預期�！皣�進民退”決不是轉變經濟增長的好方法,且危害極大。相信今天“國進民退”只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個別案例,有的已有所改正。改革開放的主題,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會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