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后危機時期的全球經濟平衡與中美合作”在京舉行
9月15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布魯金斯協(xié)會主辦的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后危機時期的全球經濟平衡與中美合作”在京舉行。會上,中外經濟學家對后危機時代中美經濟發(fā)展所要面對的問題和應對之策進行了探討。雙方學者共同認為,中美兩國有許多共同利益,應加強交流,加深理解。共同努力走出困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樊綱:匯率問題在中美關系之間影響力有限
樊綱表示,匯率問題在中美關系之間影響力有限。在后危機時代,中美雙方應該進一步展開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合作,在全球范圍之內攜手前進。
樊綱首先分析了美國的宏觀經濟走勢,他指出,美國經濟正在復蘇,但是復蘇的步調是緩慢的,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進一步放緩的跡象。雖然沒有二次探底的危險,但是美國人均居民收入并沒有太多的增加,另外失業(yè)率也會居高不下,目前美國失業(yè)率已經達到歷史新高。
再看中國的經濟情況,目前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比較強勁的,而且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泡沫的危險,所以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抑制過熱的宏觀經濟,包括貨幣供應方面的收緊。通過這種貨幣政策的調整,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從雙位數(shù)的G D P增長下降到8%-9%左右,8%-9%的G D P增長對于中國來說是比較具有可持續(xù)性的。
從長期來看,中美雙方的經濟都需要做一些調整,主要是讓世界達到一個更均衡的發(fā)展。在后危機時代,中美雙方應該進一步展開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合作,在全球范圍內攜手共進。在G 20峰會的框架之下,中美雙方將會進一步展開合作,形成一個全球政策的一攬子計劃,包括如何可持續(xù)發(fā)展,如何促進經濟復蘇以及包括后危機時代各種各樣的問題。
樊綱說,中美經濟學家討論中達成一個共識:人民幣的升值不能夠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對于美國削減貿易赤字和就業(yè)的增長都不是最重要的。匯率問題在中美關系之間影響力是有限的。沒有任何證據(jù)能夠顯示,人民幣升值和對美元的貶值能夠讓美國削減赤字,能夠促進美國的就業(yè)。
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對于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可依存度的提升,包括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抑制通脹等意義都是重大的。人民幣升值,很多的國外產品就會變得更便宜。
人民幣的匯率不僅僅對于中國的就業(yè)率有影響,對其他的發(fā)展中國家也有影響,人民幣確實處在升值的通道上,但是中國政府會控制升值的幅度。所以人民幣匯率確實會根據(jù)供求關系的變化而發(fā)生變化。樊綱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人民幣升值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做出貢獻,對于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也會做出貢獻。中國企業(yè)、外國企業(yè)都是希望看到人民幣匯率穩(wěn)步地進行改革。
就貿易方面來看,樊綱表示,中國貿易順差在最近幾個月又出現(xiàn)了增加的跡象,這樣的復蘇趨勢還會進一步增強,所以中國應該盡可能多地做一些經濟調整。另一方面,目前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跡象,對于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來說,是很正常的,貿易的增加肯定會導致貿易摩擦的增加。所以應該以平常心來對待它,不要把它政治化。
美國財政部前部長肯尼斯?戴穆:過度杠桿化是造成危機的本源
肯尼斯?戴穆表示,過度杠桿化是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源。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升得過快,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關注過度了。
肯尼斯?戴穆說,在后危機時代,金融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金融如果管理不好的話,有可能會對實體經濟,以及整個宏觀經濟的情況造成負面的影響。
在現(xiàn)代經濟當中,任何現(xiàn)代經濟都是有周期的,實際上所有的實體經濟的活動都與一些金融貿易相關聯(lián),包括買一些產品或者買一些服務,最后也可以轉換成金融服務,總之有很多的金融交易與這種貿易和實體經濟交織在一起,因此不能把金融脫離于宏觀經濟,同時宏觀經濟也離不開金融貿易。正是因為金融有可能會造成危害,所以要進行監(jiān)管,政府要對金融機構、銀行進行監(jiān)管,這也是中美兩國需要討論的最為重要的政策議題之一。
毫無疑問,真正的金融危機確實是爆發(fā)在美國,它是由于一些金融機構在風險控制上的不當行為造成的,這和各國的經濟情況密切相關,同時它也和宏觀經濟有關,正是因為在經濟當中出現(xiàn)了太多的借貸和杠桿化,所以造成市場當中大量的操縱或者投機行為。
在肯尼斯?戴穆看來,太多的杠桿化造成了經濟上的困難。他指出,最開始的起因是房地產行業(yè)價格下跌,造成了人們以投機的心態(tài)來以房屋作為抵押進行借款,這同樣對于美國的立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歐洲國家也是如此。
肯尼斯?戴穆還說,這在中國也是一個問題。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升得非常快,比如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不管怎樣,還是有太多的投機發(fā)生在房地產市場,對于這個市場的關注太過度了。
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胡永泰: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需要雙方的改變
胡永泰表示,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雙方的努力,同時也需要雙方在G 20的范疇內攜手合作。
胡永泰說,在中美雙方經濟學家討論過程中,大家達成了兩個共識,一是美中貿易之間的緊張局勢還是比較高的,而且這種緊張局勢也在上升的過程中。這樣一種關于中美貿易的緊張局勢,實際上是在美國出現(xiàn)的更廣泛領域現(xiàn)象中的一部分,這是他們對于全球化一種抨擊的表現(xiàn)。全球化的那些贏家悄悄地享受著好處,但是那些全球化的輸家們就會大聲地抱怨,并且把這些問題引入到政治層面上。
二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正是由于兩國的經濟條件和現(xiàn)狀,造成了這樣一種不平衡,所以解決不平衡的問題需要雙方的努力。
胡永泰認為,中國可以采取以下這些措施,使經濟更好地發(fā)展。
一是中國的金融體制需要改革,應該把巨大的儲蓄適當?shù)匾龑У街С种行∑髽I(yè)的發(fā)展上來。
二是政府要考慮如何增加進口以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中國應該使用它巨大的外匯儲備來進口所需要的高科技以及教育方面的資源。
對于美國來說,關鍵在于必須要提高儲蓄率。如何提高儲蓄率?
一是在私有部門要做自我修正和調整,因為公眾的財富在泡沫破裂之后損失很多,需要幫助他們重新積累財富,這樣才能夠提高他們的儲蓄率。二是在公共部門的儲蓄率方面,控制成本的措施要盡快出臺。
胡永泰認為,美國和中國除了各自的努力之外,還需要在一些領域當中攜手合作,以減少保護主義的情緒。
第一個,美中可以合作的領域就是加強世界貿易組織的機構,并且支持多邊自由貿易。具體而言,美中應該考慮如何推動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盡早圓滿成功的完成,因為一個成功的多哈回合談判會加強W T O的力量,而增加了W T O的力量之后,就會更有力地遏制或對抗那些保護主義的聲音和力量。
第二個,美中可以合作的領域是在20國集團范疇內,保護主義力量的主要來源就是因為世界經濟疲軟。如果有二次探底的話,保護主義的力量就會更大。所以對中國和美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推動全球戰(zhàn)略的制定,就是如何確保全球經濟的可持續(xù)恢復。
奧巴馬總統(tǒng)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委員勞拉?泰森:中美雙方需要互逆的經濟轉型
勞拉?泰森表示,美國經濟增長的步驟將是緩慢的,在這個過程中,中美雙方需要互逆的經濟轉型。
中國和美國都面臨著中期就業(yè)方面的轉型和經濟的轉型。對于經濟的調整以及經濟的轉型,雙方應是一種反向的行為。比如說美國需要強調進一步提升儲蓄率,而中國恰好是要降低儲蓄率。美國是要防止消費過度,而中國是要刺激消費。在這一點上,雙方政府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
確實,美國經濟增長的步驟將是比較緩慢的。在未來的幾年,美國、歐洲這種市場需求都是非常低的,就業(yè)率的上升也會比較低。這就對工作崗位的供給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
假設美國要出口更多的話,世界上必須要有更多的對美國產品的需求,美國才能夠進一步擴大出口,這取決于世界市場的增長情況。歐洲或者是美國,可能要依靠亞洲市場,包括中國的需求增長。
在中小企業(yè)方面所面臨的挑戰(zhàn),中美兩國可以互相借鑒。在危機之后資本市場有所收縮,中小企業(yè)在借款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難,這方面需要改進。稅收政策上可以做些調整,為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在中國還應該進一步減少中小企業(yè)進入特定產業(yè)和行業(yè)部門所遇到的一些門檻過高的問題。
勞拉?泰森表示,在眾多的領域當中,相信中美雙方的經濟學家都可以做一些相互的研究。美國現(xiàn)在的情況就很不樂觀,現(xiàn)在美國遇到的是一個緩慢的復蘇,在比較長的時間里失業(yè)率會比較高。美國經濟的復蘇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我們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出口的增長情況,當然中國也有很大的比重,因為中國的市場也很大,在這個領域當中希望中美能夠通過雙邊磋商,加深共識。
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美國監(jiān)管過度導致中國投資困難
湯敏說,中國目前在海外的投資環(huán)境也在惡化,美國監(jiān)管過度就導致了中國在美國投資困難。
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入,對投資環(huán)境的擔憂越來越多。比如現(xiàn)在很多國外公司對中國目前提出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政策和這些政策伴隨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中國對于《反壟斷法》的處理問題,處理方式引起了很多的關注。
對于其他國家的投資環(huán)境,包括美國的投資環(huán)境,中方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和擔心。比如說監(jiān)管過度的問題。舉個例子,美國電網(wǎng)現(xiàn)在是一千多家小電網(wǎng),分得非常散,因為監(jiān)管的體制問題,電網(wǎng)的效率非常低,電網(wǎng)的線損率是13%,中國只是3%,這樣的話現(xiàn)在投入電網(wǎng)應該說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監(jiān)管原因中國很難去投資。
還有,現(xiàn)在國際輿論環(huán)境也比較差,包括最近對于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國買美國的債券,買日本的債券,也引起了很多國家的批評,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投資環(huán)境在逐漸惡化的一些表現(xiàn)。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要加深中美雙方的合作。比如中小企業(yè)之間的合作,美國現(xiàn)在要創(chuàng)造就業(yè),需要發(fā)展中小企業(yè),中國同樣也需要發(fā)展中小企業(yè),雙方都有很多的經驗可以互相借鑒。
中美雙方公司合作起來對第三方投資也很有潛力,很多的中國公司、美國公司長期在中國進行投資合作,已經建立了很好的相互信任關系,對于第三方進行投資是很有潛力的。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匯率調整對中國有益
盛洪在會上表示,金融危機使國際經濟結構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如果繼續(xù)堅持之前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策略必然與美國產生貿易摩擦。在當前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有好處。
盛洪判斷,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在逐漸走下坡路,因為金融危機使全世界的投資者對美國的資產安全產生了一些懷疑,美國原來靠貿易赤字發(fā)美元,然后再靠吸引外國投資使美元回流的這樣一種模式受到了挑戰(zhàn)。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重要性在增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化還沒有完成,城市化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需求,同時也帶來了永久性的消費增長。在此消彼漲之中,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經濟比重會增加。如果沒有意識到國際經濟結構已經發(fā)生了變化,中國還想用危機之前的貿易戰(zhàn)略對待中美貿易問題的話,兩國必然會產生一些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沖突。
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機制問題如果能得到妥善解決,實際上對雙方都有好處。盛洪特別強調,維持一個較低的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對于中國不利。因為偏低的匯率會使中國產生持續(xù)的貿易順差,實際上帶來貨幣供給過多。他說,其實在2006年、2007年這個問題就非常突出了,當時中國房價猛漲,背后的原因就是貿易順差過大。最近這兩年,這個問題也依然存在。
盛洪表示,現(xiàn)在中國有人反對人民幣升值或者調整,這一股力量實際上來自出口商,他們只看到了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或者提升對于貿易帶來的直接負面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低,就會導致實際的通貨膨脹,結果是他們的生產成本會迅速上升。所以從這個方面講,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實際上對于中國是有好處的。
國家發(fā)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一視同仁”并不公平
張燕生在會上就中美的經濟聯(lián)系問題發(fā)表了四點意見:
第一,關于自主創(chuàng)新。張燕生說,從中國來講,自主創(chuàng)新承擔了很大的壓力,尤其是現(xiàn)在中國領導人做出承諾,對于境內所有企業(yè)一視同仁。前30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驅動,中國現(xiàn)在希望轉變到由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在這個轉變中,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中國企業(yè)非常缺少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舉一個例子,目前中國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相當于8歲的孩子,美國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相當于25歲的壯年,如果讓8歲的孩子和25歲的壯年一視同仁,那么意味著中國今后要想轉變到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第二,關于政府采購。根據(jù)我們的研究,目前中國的政府采購將近6000億人民幣的產品中,中高端產品絕大部分是在華外商投資企業(yè)生產的產品和進口產品,如果說美國出口計劃在5年之后翻番,主要靠中國政府采購和市場開放來創(chuàng)造,這將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第三,關于中美貿易的問題,F(xiàn)在中國在減少中美貿易不平衡,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擴大進口。這里面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買什么?美國最有優(yōu)勢的高科技產品我們很難買到,如果再繼續(xù)大量地買美國的農產品,就會涉及究竟是美國五六百萬農民的人權大,還是中國五六億中國農民的人權大?
第四,關于貿易平衡。看看美國的經常項目就會發(fā)現(xiàn),美國經常項目的逆差最大的是2006年,達到了8000億美金,當時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是2500億美金。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2006年經常項目順差2500億,有50%左右是外商投資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是跨國公司內部創(chuàng)造的。然而談到國際貿易失衡和再平衡的時候,有人總是希望美國人和中國人各自承擔一半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
國家統(tǒng)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美國儲蓄率變化與監(jiān)管當局自律有關
鄭京平在會上表示,美國儲蓄率的大小變化與美國金融監(jiān)管當局的自律有關,事實說明,美元的貶值并不一定能夠使美國總儲蓄率上升,這是美國總儲蓄率從1945年到2010年數(shù)據(jù)的變化所揭示出來的事實。
他列舉出一組數(shù)據(jù):
1945年到1974年,布萊頓森林體系實施期間,美國總儲蓄率是20.1%;
1975年到1985年,在放棄了布萊頓森林體系以后,美國總儲蓄率降到了19.2%;
1986年的廣場協(xié)議到2002年,美元相對貶值以后,總儲蓄率平均降到了16.6%;
從2003年-2010年,也就是房地產泡沫形成以及 破 裂 引 發(fā) 金 融 危 機 期 間 , 美 國 總 儲 蓄 率 只 有13.5%,2009年-2010年總儲蓄率只有11%左右。
“這個時候已經比1945年-1974年實施布萊頓森林體系之間總儲蓄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這就說明總儲蓄率的大小與美國金融監(jiān)管當局的自律應該是有關的”。鄭京平說。
另外鄭京平表示,金融危機時貿易保護主義更加嚴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少數(shù)利益受損的集團抗議聲音比較強,而整個國家受益的大多數(shù)因為不是直接受益,反對抗議的聲音比較弱;二是有些政治家迫于各方面壓力,迫于政治的需要,為了拉一些弱勢群體的選票,可能有作秀的成分。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向來不是對外擴張的國家
吳曉靈表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合作的國際環(huán)境有益于改善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兩國是世界上兩個重要的國家,中美彼此之間的了解、理解、信任是世界穩(wěn)定的重要條件。
吳曉靈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世界上對中國有一些擔心,有的擔心中國會創(chuàng)造一種和現(xiàn)有世界經濟發(fā)展模式相對立的模式,有的擔心中國經濟發(fā)展起來以后會對外擴張。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并不是因為堅持了國家過多的干預。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向外擴張的國家,中國有13億人口,要改變中國13億人口的生活,國內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而中國非常需要一個和平、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讓中國人能夠安心地集中精力解決自己國內的矛盾,為人民創(chuàng)造更多的福祉。
中美兩國彼此之間有更多的利益,有更多的共同點,F(xiàn)在需要的是進一步通過彼此的溝通,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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