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做也是自己救自己，花多少錢開多少錢的發(fā)票，安全�！备饎π壅f，否則，“我沒幾天就犯罪了”

　　文/《?望》新聞周刊記者李俊杰

　　財政部3月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和國有企業(yè)共發(fā)現“小金庫”50738個，涉及金額238.8億元。其中，2010年新發(fā)現“小金庫”7036個，涉及金額130.47億元。

　　去年1月，廣東省紀委等4個部門對外通報稱，在過去一年的“小金庫”專項整治中，共發(fā)現300個小金庫，其中教育系統的“小金庫”占相當大的比率。

　　今春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再次提到了“小金庫”問題，引發(fā)社會熱議。

　　葛劍雄說，高校里的學院搞創(chuàng)收，設立小金庫，這是腐敗高發(fā)處，他也目睹了一些大學從清水衙門變成腐敗案發(fā)之地。

　　自2007年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以來，葛劍雄與學校人事處、財務處一起協商，并簽訂了一份協議：承諾不設小金庫，同時由學校撥發(fā)獎金津貼，保證圖書館員工收入。

　　“我這樣做也是自己救自己，花多少錢開多少錢的發(fā)票，安全�！备饎π壅f，否則，“我沒幾天就犯罪了”。

　　腐敗犯罪新的高發(fā)區(qū)

　　葛劍雄今年3月在復旦大學網站上，還將2009年度圖書館經費賬目明細進行了公開。這是他任圖書館館長4年來，首次公開圖書館開支。

　　葛劍雄告訴本刊記者，圖書館購買圖書有回扣，一直是行業(yè)慣例。在他接手前，這筆回扣成為圖書館的小金庫，作為員工的獎酬金和津貼，或者用于一些無法由財務報銷的開支。之后，各單位清理小金庫，這筆回扣交到學校，再由學校提取全部或部分，供圖書館發(fā)獎酬金和津貼。

　　“圖書館一度流行的做法是按碼洋開發(fā)票付款，供貨商再將碼洋與實洋的差額退還給圖書館，這就是回扣”，按照葛劍雄的說法，一年下來，光圖書采購回扣這塊，可能就達百萬元之巨。

　　葛劍雄認為，這種保留利潤空間的慣例還是留下中飽私囊的可乘之機，“雖然小金庫從下面（記者注：圖書館）轉到上面（記者注：學校），但還是違反財政紀律的�！�

　　早在2006年，據媒體公開報道，由于高達45%至50%的暴利空間，催生了高額回扣及利益壟斷，江蘇省逾九成高校涉及教材商業(yè)賄賂案，引發(fā)專項打擊教育腐敗。

　　為擺脫這一危局，2008年，葛劍雄與學校商定，改為實洋采購，公開招標，取消回扣。

　　“花多少錢買，就開多少錢的發(fā)票，不拿分文回扣，不做虛賬，這樣做安全�！备饎π墼诮邮鼙究�記者采訪時說。

　　在葛劍雄看來，高校基建、采購、教材、招生、圖書館等領域都是可能“出事”的重點領域。實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0年中國教育藍皮書中也作出類似判斷??高校已成為腐敗犯罪新的高發(fā)區(qū)。

　　受訪專家認為，高校教學經費來源已從過去的單一渠道轉化為多渠道、多方位的籌資，加之高校頻繁參與市場經濟，基建規(guī)模不斷擴大，且在工程建設、設備物資采購、招生錄取等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來越大，與之配套的法律規(guī)范、權力監(jiān)督機制應及時有效地跟進，以防腐敗發(fā)生。

　　葛劍雄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由于高校之前經費相對少，制度較為簡單，加上這些部門以外的師生往往不關心財務方面狀況，而這些部門在學校中又是唯一的職能部門，缺乏競爭及對比，出了問題不易被察覺。

　　網友王學進認為，葛劍雄網曬經費開支，與其拒絕回扣一樣，均出自道德自覺，而不是迫于制度壓力。王由此擔憂葛劍雄此舉能否救得了別人。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亦表示，指望個別校長和少數職能部門的英明、自覺，只能讓財務公開成為偶然事件，而不是一種長效機制。

　　由教育部組織研究制定，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規(guī)定，高等學校必須公布包括財務、資產與財務管理制度，學校經費來源、年度經費預決算方案，儀器設備、圖書、藥品等物資設備采購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標在內的信息。

　　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宗文龍觀察發(fā)現，目前，多數學校的信息公開工作已陸續(xù)展開，設備采購、基建招投標等信息已經通過學校網站公示，但經費來源、年度預算等財務信息還沒有完全公開，學校有時會以內部會議的形式通報財務情況。

　　“感覺高校信息公開在試探著邁步，群眾最關心的還未公開。”宗文龍告訴本刊記者。

　　而對于網友評價的“復旦大學圖書館是經費公開的先行者”的說法，葛劍雄予以了否認，他說，部分國外大學的圖書館甚至會細化到公開館長薪水的程度。因此，他認為復旦大學圖書館的經費公開談不上是先行，這只是對國際慣例的遵循。

　　葛劍雄的底氣

　　葛劍雄告訴本刊記者，取消圖書回扣并上網公布賬目明細，一是源自他個人的堅持，關鍵是得到了學校的支持。

　　他還坦承，真正的壓力來自本館員工，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報酬會受到影響，因此這種革新需要學校財政的支持。這樣一來，圖書館方與學校人事處、財務處簽訂了三方協議??圖書館保證實洋采購圖書，學校保證圖書館員工的待遇水平。

　　取消回扣后，意味著原有的小金庫已不復存在，此舉在葛劍雄看來，已經實屬不易。

　　葛劍雄感嘆說，由于當前大學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國家撥款及學校自籌。多年來，國家提高高校教師員工的待遇不是通過增加基本工資，而是依靠名目繁多的津貼、科研經費提成、創(chuàng)收分成等不規(guī)范的辦法，千方百計將科研經費或教育經費化公為私，而教育經費正常撥款十分有限，多靠各種途徑的申報競爭或橫向承接任務，以致滋生腐敗。

　　葛劍雄認為，只有學校保證本館員工的薪酬及其他開支，他們才能徹底取消創(chuàng)收和小金庫。但各部門都要這樣做，學校就難以解決。

　　熊丙奇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教育系統的“小金庫”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生存型”小金庫，即辦學資金有限，教師待遇低，設“小金庫”是為了提高教師待遇，同時解決學校辦學資金的不時之需。這類“小金庫”，覆蓋大中小學。另一類是“腐敗型”小金庫，與“生存型”小金庫不同的是，設立這類“小金庫”的學�；蚪逃龣C構，往往辦學資金已經很充裕，這類“小金庫”，并不為所有師生服務，而是成為少數領導的“提款機”。

　　葛劍雄對本刊記者說，公開財務支出的目的，一是為了防止腐敗，二是為了讓讀者了解經費實況，理解他們量入為出的一些做法，以便根據大家的建議，使開支更為合理。

　　他表示，即使跳出高校的范疇，跳出復旦圖書館這個比較小的“生態(tài)系統”，其他組織、單位、機構等，敢于接受監(jiān)督的，都可以把經費公開。

　　大學資金管理是否失控

　　北京市海淀區(qū)檢察院的調研顯示，近十年來，高校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上，其中涉及貪污案件最多；犯罪主體主要集中在學校領導、主管財務的人員、后勤管理人員。其中尤以主管人財物審批和受委托經營、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人員居多。

　　實際上，對于高校財務的監(jiān)管，也不乏有專門的機構，如審計、紀檢、監(jiān)察等部門。

　　在宗文龍看來，許多高校都把內部審計和紀檢監(jiān)察放在同一部門，并沒有將審計作為風險防范的屏障。在高校風險管理方面，教育主管部門缺乏足夠的政策指導，尤其是缺乏對高校主要領導的財務風險教育，與企業(yè)相比，高校內部審計部門的作用還遠未發(fā)揮出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國家審計署審計大學經費使用情況主要是對國家資金負責，大學內部的審計主要是對大學的負責人負責，問題是，多數大學搞財務改革，每年教育經費層層下撥到各個學院，這種類似于承包制的經費改革，實際上是讓大學的各個分支機構的負責人為所欲為。

　　喬新生對本刊記者說，現在一些大學資金管理幾乎處于失控狀態(tài)，大學的各個學院既不需要公布資金的整體來源情況，也不需要向學生或者老師公布資金的使用情況，在每年的所謂述職報告中，只是概略地說明創(chuàng)收所得，根本沒有把學院的收支情況詳細說明，這樣的管理制度實際上是在縱容腐敗。

　　葛劍雄亦認為，經費如何分配，雖然要論證、評審，還有專家參與，但決定權往往掌握在主管部門的負責人手中，校內外均是如此。權、錢結合，集中于個別人，又缺乏制約監(jiān)督，腐敗的概率自然會高。

　　“高校腐敗近年來越演越烈，根源在于行政權、教育權、學術權不分，行政領導掌控著學校所有資源的配置權，師生沒有辦學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和評價權”，熊丙奇對本刊記者說。

　　他認為，要解決高校腐敗問題，關鍵是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熊丙奇說，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正是明晰大學校內辦學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責關系，這既是約束行政權力的根本途徑，也是讓大學辦學回歸教育規(guī)律和學術規(guī)律的不二選擇。在權力結構不調整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實時監(jiān)督、預警和控制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中可能出現的違規(guī)財務收支事件。

　　“國外大學的辦學信息為何公開，且十分詳盡？不是學校領導愿意主動公開、接受監(jiān)督，而是管理制度讓其不得不公開。學校校長由對大學理事會負責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選拔，他必須對理事會負責，理事會的成員除包括政府官員、立法機構人員和校長之外，還有經選舉產生的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和社會賢達�！毙鼙�奇認為，這種機制決定校長必須對師生負責，否則就難獲得信任。另外，對于學校的財務運作，重大的預算，由大學理事會決定，校長只是負責執(zhí)行，同時，大學理事會往往引入第三方審計，不是由學校領導自己說了算。

　　葛劍雄告訴本刊記者，制度脫離實際，就必定會出現種種變通，而變通與舞弊往往無法區(qū)分。如果這些做法已經普遍，或者得到上級部門的默許，下面的審計、紀檢部門也會無計可施�！�